因此，雙方都當老鷹並非納許均衡。

同時使用者應該也會發現到，Shorts在產品設計上，使用者無論是要看下一個影片，或是想滑掉關閉Shorts，都必須要有所動作，否則影片只會無限loop下去。」 從數據上YouTube的確觀察到，現在平台上已出現越來越多「單純做短影音」的創作者，Sandy指出，使用Shorts這種形式開始經營頻道的話，的確會在流量流量上有所幫助，能為創作者快速帶來新的觀眾，而這就是因為觀眾看到Shorts並不需要「訂閱創作者」才能看到，或者是因為曾經看過類似的內容才會被推送。

另外志祺也指出，在製作短影音時，他也要求團隊在剪輯時加速影片的語速、剪去所有冗言贅字、一句話就換一個畫面，並將字體放到最大等等，這些都是創作者為了適應觀眾觀影行為的轉變所做出的改變。」 創作者除了要依靠自身的創意、藝術感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科學的數據根據，YouTube後台的數據可以告訴你：觀眾的樣貌、觀看的影片格式、時間點、使用裝置，有這些數據去輔導創作者的話，就更能掌握到他的觀眾、以及獲得他想要的目標用戶。文：Sisley 短影音浪潮隨著YouTuber Joeman一支影片在台灣影音創作者圈掀起了不少討論，短影音真的是回不去的浪潮，是創作者必須要為之焦慮的一件事嗎？《INSIDE》採訪到YouTube大中華區策略合作夥伴副總經理陳容歆（Sandy）來解答。這也代表短影音跟觀眾本身的興趣有沒有關係的關聯性並不會那麼高，重點反而是它可不可以帶給你一些「情緒」。這幾項數據顯示，觀眾的觀影行為、觀影數量、創作量來看，Shorts這類的短影音產品絕對可說是成長飛快。

相較來說，長影音內容比較有主題性，或是可以解決觀看者想要解決的某些問題。這個男人太狠了」便是一個經典例子。就算我們知道他在環境A中會做哪些行為，也無法依此去判斷他在環境B中會做哪些事。

人類是社會性動物，得頻繁交流、相互依存，所以個人的品性相當重要。大多數人都知道世事多變，人生總會有新的經歷，但仍相信另一半的人格會保持穩定。我會做個小實驗，看看兩個好朋友（但不是夫妻或情侶）對彼此的看法會不會變。只要有人進入或離開我們的生活圈，我們就會對他做道德評斷。

在此項實驗中，紐科姆觀察受試者在不同環境下的行為，結果發現，其性格沒有什麼一致性。這所大學規模較小，組織的層級也比較簡單，但居然有教授這麼勢利眼，只願意善待有博士學位的人。

由此可看出，我們都期望人的個性在時間流逝中可以保持一致。也就是說，人格特質可能並不像以前學界所認為的那麼重要。的確，學校有些教授是出了名的壞脾氣，但有些老師對我很友善，沒想到他們會對行政人員大小聲。一般來說，一想到生命即將結束，我們都會希望自己是個好人。

受試者在填寫問卷的當下，他的生活過得如何？就算不同時間點的測量結果大同小異，那研究人員是否有去評估，在這段期間，受試者的社交關係和生活是否都沒有變。我參加過很多葬禮，無論逝者有哪些成就，但最重要的就是他們的道德品格，所以我們會提及此人在生前有多好、有多可靠若是身在群體中，他就會展現出原始的野性，這是人類的本能……在群體中的每個人就像一粒沙，聚集成為一片沙地，任風隨意吹拂擺弄。二○二一年一月，憤怒的暴民衝進華盛頓的國會大廈就是個例子。

美國社會學家查爾斯．蒂利（Charles Tilly）總結長期的趨勢，並指出： 整體來看，西歐與北美在十九世紀開始出現抗爭劇目 [1]，相較於先前的動亂，近代抗爭中出現暴力的機率比較低。第三種是最有影響力的理論——增值理論（Value-Added Theory），也稱為結構應變理論（Structural-Strain Theory），此論點認為只有在四個先決條件都滿足的情況下，才會出現社會運動與其他集體行為，其中包含：一、結構性壓力，當人民對於某些社會問題感到不滿或失望時，這股壓力就會出現。

歷史學家偏好只聚焦於發生暴力事件的騷亂活動，但這麼做可能會混淆視聽。二、普遍信念，這囊括民眾對於社會問題的理解，還有他們所認為的解決方式。

這樣的群體就會變得非常不理性，還可能充滿暴力。綜觀歐洲歷史，大多時候只要出現經濟上、政治上或宗教上的改變，就會引發城市或是農村居民的暴動或起義。但其中仍然有些例外，像是在一八一九年八月十六日的彼得盧屠殺事件（Peterloo Massacre）當中，要求國會改革的抗議民眾在曼徹斯特遭到民兵攻擊，造成十八人死亡和數百人受傷。如果該群體做出暴力行為，那是因為這些聚在一起的人本身就有暴力傾向。另外，蒂利發現十八世紀至十九世紀初期，英國的聚會、騷動、示威或集會活動數量並沒有下降，但有參與者遭殺害或是受傷的群聚活動數量卻大幅銳減。文：菲力普・德懷爾（Philip Dwyer） 群眾心理 到底有沒有群眾心理這一回事？為什麼人們處在某一群體時，會做出很多他們私底下從不會做的行為？古斯塔夫．勒龐（Gustave le Bon）於一八九五年的著作是群眾心理領域的經典作品，書名為《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目前共翻譯成十六種不同的語言，名列史上最具影響力的心理學著作。

不過，大多數的群眾並不具有暴力傾向，像是演唱會、運動賽事以及大部分的示威遊行等。也就是說，政治的抗爭活動已經沒有以往那麼暴力。

三、觸發因素，要有可以突然引發暴動／社會運動／示威遊行的事件。相反地，加入群體的每個人會接受新的集體身份認同，這是一種符合規則框架的認同感。

至今，許多社會學家與心理學家都不接受「群眾心態」的觀點。一八一四年又額外增加七十一起事件，而這些都不包含發生在法國境內的一千起左右抗議活動。

因此，人們會展現出原始本性，並做出殘暴的行徑。最近一份關於法國大革命的研究報告顯示，一七八七年至一七九五年間，絕大多數走上巴黎街頭的抗議份子都沒有做出暴力行為。在這之前，一七八○年的戈登暴亂（Gordon Riot），原先是希望可以減少對天主教徒的歧視，後來演變成十八世紀英格蘭最暴力、時間最久的動亂活動，整起事件造成兩百八十五人死亡、兩百人受傷。第二種是緊急規範（Emergent Norm Theory），其支持者認為，志趣相投的人要先群聚，才會知道後續會出現什麼行為，而這些人絕大部分都很理性。

要先滿足這些條件，才會出現各種集體行為。歐洲的足球流氓便是如此，他們通常具有高度的組織性，並且遵循充滿儀式感的暴力模式。

這可能會是個有趣的題材，探究其他歐洲地區或是其他國家發生在城市中的抗議是否也是如此，以及法國的大眾政治對於其他地區的抗議活動有多大的影響力。勒龐寫道： ……只要一個人成為組織群體中的一部分，那他就會從文明階梯中，下跌好幾個梯級。

法國歷史學家奧雷利安．利涅勒（Aurélien Lignereux）盤點一八○○年至一八一三年間法國海外屬地的抗爭事件，共計四百六十起。然而，這種觀點充滿政治性，是為政治現狀提供辯護，而這句話試圖證明我們應該害怕「普通老百姓」，因為他們都可能是文明的潛在威脅。

群眾並不超脫於特定社會環境之外，他們的組成是為了回應特定事件，並受到群體內的其他想法塑造或制約。世界上並沒有所謂的「典型騷亂」，大多數抗爭活動的背後原因都很複雜。法國學者尚恩．尼古拉斯（Jean Nicolas）負責的一項研究顯示，在一六六一年至一七八九年間，光是在法國就有至少八千五百起涉案人數四人以上的暴力事件。第一種是趨同理論（Convergence Theory），支持此論點的學者表示，群體是由一群志同道合的人所組成，他們先前就已經具備相似的價值觀或信念。

獨立性的基礎就是判斷與推理，所以民眾如果受到群體的影響，他們就會直接接收當時所有群眾的想法與情緒。斯蒂芬．里奇（Stephen Reicher）挑戰群眾病態化的看法，並認為民眾不會因為身在群體間，就放棄自身身份或迷失自我。

如果他孤身一人，那他就能夠陶冶自我的獨立性。近期，有學者提出三種不同的社會學理論，試圖解釋群眾行為。

先前在十八世紀，除了會有羞辱人的儀式外，抗爭群眾還會入侵他人土地、扣押穀物、驅趕不討喜的政府代表、破壞機器、砸毀人們認為不潔的住宅，還有很多不同的直接暴力行為，但是到了十九世紀，這些做法幾乎都消失了。四、缺乏社會控制，也就是參與者參與群體活動後，不會被逮捕或是接受懲罰。